2025-06-16 17:29:50
在農村糧食流通領域，存在著眾多中間商活躍于田間地頭，他們直接在收割現場收購糧食，或走街串戶，或待價而沽，隨后將收購的糧食轉賣給大型糧庫、倉儲基地或加工廠。
每到夏收時節，在湖北各產糧大鎮的街道上會停滿幾百上千臺收割機，大家都在這短短一個月內爭搶業務，而一個月過后，再想在街上找到收割機的蹤影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
與此同時，另一撥人也開始行動，他們有的守在收割機旁現場收購糧食，有的坐在家等著收糧，或隨買隨賣，或囤貨等待行情上漲。其目標很簡單，就是賺取差價。
在農村的土地上，莊稼就這么一茬茬地種，糧食就這么一年年地賣。
決定小麥命運的水分臨界值
今年小麥開鐮的時間比往常早了十天，到5月22日，劉斌種植的小麥已完成收割。
劉斌是“中國一代糧王”劉文豹的兒子，從華中農業大學農學專業畢業后，他就隨著父親輾轉多地種糧。這幾年，他們在湖北省棗陽市王城鎮和興隆鎮的6個村承包了近2000畝地，經營著家庭農場。
收割季節，劉斌會用自己家的兩臺收割機試收，等到小麥熟透，大面積收割時，再雇上幾臺機器，邊收邊種。
麥收期間，劉斌一天要刷手機上的天氣預報軟件四五十次，除了手機自帶的天氣應用，還下載了三四個軟件相互印證著看。他覺得天氣預報有些不準，有時預報有雨卻沒下，預報中雨地面都沒打濕，而且今年越來越干。“如果能精準到村里就好了，不過有了下雨概率預測，也能據此提前做準備。”
小麥收割主要看天氣，天氣晴好時，時間便寬裕些，但若趕上雨天，麥子在地里一刻都不能耽誤。趕在22日收完小麥，是因為天氣預報說再過兩天有一場大雨。
不過這場雨后，就能及時種植玉米和水稻。上了水、翻了地，劉斌要趕在夏至前完成播種。那些離水源較遠的地塊，他采用了水稻旱直播的種植方式，先將水稻種子播撒入土，待其出苗后再進行灌溉上水。這種種植方式巧妙地錯開了集中上水的時間。
小麥收割后，劉斌他們在種植水稻。
從事農業二十多年，劉斌明顯感受到氣候在變化。具體而言，他記得小時候放麥收假在6月初，現在的麥收時間從5月中下旬開始，今年更早。
“農業生產總是希望風調雨順。”劉斌難忘2023年，陰雨連綿，留給搶收的時間被壓縮到僅僅四天。他雇了5臺收割機晝夜不停，總算將小麥搶收完畢。更大的困難緊隨其后，臨時找到的烘干點無法處理太多的小麥。堆積如山的麥子在潮濕與悶熱中發酵變質，品質大跌，價格自然也一落千丈。
劉斌的經歷并非個例。那兩年連續的陰雨災害，尤其河南、湖北等地的大范圍爛場雨，給無數種植戶上了沉重一課。彼時，烘干設施奇缺，大量來不及處理的小麥只能露天堆放。一些農戶情急之下用雨布苫蓋防潮，卻因不透氣導致內部積熱、濕度更高，反而加速了霉變和出芽。
那場災害讓他們意識到烘干設施的重要性。劉斌在那一年投入十幾萬元，購買了兩臺烘干機。在滿負荷運轉下，它們一天能將水分高達30%的濕麥處理20萬斤，理論上十天左右即可消化一季收成。
這看似高昂的投入，實則是千畝以上規模種植戶的生存底線。“沒有烘干設備，一旦撞上連陰雨，收上來的糧食處理不及時，就會發熱霉變。”劉斌說，在沒有晾曬條件的情況下，農戶就會賣潮糧，25%—30%水分的小麥，一斤只能賣8毛錢。
烘干工藝本身也是一門精細科學。機器一旦運轉開來，一刻也不能停歇。糧庫收購標準以12.5%的標準規定限量為基礎，實行增扣量原則，這直接決定了糧價和市場流通。
對于高水分小麥，往往需要分級處理。劉斌講道，先初步烘至14%—15%水分，短暫存放降溫散濕后，再用鏟車推進設備進行二次烘干，最終達到12%水分入庫。這看似多一道工序，恰恰是杜絕霉變風險的關鍵。“因為倉儲中的小麥會出現自然返潮現象，增加約0.5%的水分，預留空間才能確保長期儲存安全。”
不過，自從烘干設施建好后，劉斌暫時沒有遇到過2023年那樣的情況。“今年剛收回來的小麥水分在25%左右，后面幾天小麥的水分更少，在14%—15%之間。”
一天一個價
劉斌的倉庫里還有些今年收獲的小麥沒有賣完。一個原因是最近忙于插秧顧不上，最重要是這幾天小麥的價格進入了疲倦期，很少看到收糧食的人。
在農村糧食流通領域，存在著眾多中間商活躍于田間地頭，他們直接在收割現場收購糧食，或走街串戶，或待價而沽，隨后將收購的糧食轉賣給大型糧庫、倉儲基地或加工廠。這些糧食經營者就是農戶口中常提到的“糧販子”。
這些年，盡管農業生產高度集約化，專業分工明確，大部分農戶仍不會將過多的精力和時間花在賣糧上，主要還是依靠糧販子。棗陽市農業農村局干部劉重波長期關注糧食的流通，“過去家家戶戶都有糧倉儲存小麥，有時候糧食受潮，每月還需倒出晾曬一次，一個夏天至少要曬兩到三次，不僅費時費力，還存在損耗。”他提到農戶自行將小麥曬制后再賣到糧庫，雖單價略高，但需投入人工成本，且要面臨無法儲存的難題。
“現在農戶很少再自建糧倉。一方面，專業烘干和倉儲服務已較為完善，糧食收割后可直接由中間商或加工企業進行機械化烘干處理，無須農戶自行晾曬；另一方面，自建糧倉需投入大量資金，且占用場地，散戶若囤糧待售，還面臨價格波動風險，不如直接出售給中間商更劃算。”
同劉斌打交道的糧食中間商大多來自附近的鄉鎮，距離再遠一些的中間商很少到王城鎮，他們自行劃定了收購范圍。“糧販子找我們也很方便，不管是本地還是外地的，到鎮上一打聽就知道哪里有種糧大戶，哪里有糧食。”
一般來說，中間商的收購價取決于市場，一天一個價。劉斌說像他們這樣的種植戶根本掌握不了市場行情，只能通過貨比三家的方式，多給幾個中間商打電話，讓他們過來看糧報價，然后選出價高的那個賣掉。
不過，其中也有一些經驗可循。劉斌講述了在小麥儲存和售賣上的經驗：每年麥收剛開始時價格會高一些，等到全國大面積收獲和烘干后，價格會跌落幾分。因此他們會將烘干的小麥暫存倉庫，反正短期儲存不會有太大損耗，等到7月份市場上散戶糧食基本售罄時，糧價會回升一些。
曾有一家米業加工廠的老板給劉斌傳授過糧食流通的規律：種麥子的時候賣麥子，插秧的時候賣稻子。這個時段通常是一年中糧價較高的節點。“但我們受限于簡易倉儲條件，無法將糧食儲存到第二年。”劉斌他們基本會在當年7月將小麥全部售出。
糧食售賣過程中，農戶都希望短期內迅速出貨，前提是糧食價格達到他們心中的預期。對于種植大戶沈輝而言，相較于關注小麥價格的小幅波動，他更傾向于及時出售小麥以快速回款，從而將資金投入下一輪生產。
沈輝經營的順輝農機專業合作社位于棗陽市產糧大鎮七方鎮，該鎮小麥種植面積連續10年穩定在25萬畝左右，去年糧食種植面積達50萬畝。
今年沈輝所在的合作社種植了6000畝小麥，他并不太擔心糧食的銷路。沈輝告訴記者，這背后的關鍵在于風險對沖機制：其中1500畝小麥采取訂單種植模式，面粉廠以固定價格收購，這部分訂單不僅保障了基礎收益，還為剩余4500畝糧食的市場化銷售提供了緩沖空間。雖說訂單種植在田間管理上要求更高，但小麥的收購價也會高于市場價格。
沈輝認為穩定的訂單至關重要，合作社通過規模化、機械化種植保障了小麥質量，使其在交易市場中總能賣出好價。收購順輝農機專業合作社糧食的中間商也不固定，沈輝和幾個中間商長期保持著聯系，但真到了出售小麥時，誰出的價高，他就賣給誰。
談到糧食價格的波動，沈輝更希望市場價格穩定。因為一旦糧食漲價，農資等投入成本就會產生一環扣一環的連鎖反應。
劉斌曾親歷小麥價格波動帶來的沖擊。他回憶剛到王城鎮那年，小麥價格漲至1.5元一斤，隨后肥料價格跟風上漲，可次年糧價卻跌至1.3元一斤，導致種植虧損。土地流轉費也存在類似問題：糧價高時農戶紛紛要求漲地租，一旦糧價下跌，種植戶想協商降租卻難獲同意。
劉斌和沈輝都是這樣認為的：糧價穩定才能帶動農資、地租等產業鏈成本穩定，讓種植戶擺脫價格波動困擾，將精力集中在提升糧食品質與產量上。
在每噸十元的利潤里穿行
小麥從農戶手中流向糧庫或加工廠，實際流通鏈條遠比“農戶—中間商—糧庫”的模式復雜，通常要經歷更多環節。糧食中間商依據經營規模形成清晰的層級體系，從走村串戶的流動收購者，到鄉鎮層面的小型糧商，再到跨區域運作的大型貿易商。
在對不同層級中間商采訪后，這些來自不同環節的聲音相互印證、層層遞進，讓糧食從田間地頭到加工廠、糧庫的完整流通鏈條，包括其中的價格傳導、品質把控、利潤分配等復雜機制，逐漸清晰而立體地呈現在記者眼前。
首先，初級糧販開著裝載自吸設備的小型貨車走村串戶，從散戶手中收購小麥，完成第一輪交易。這些初級糧販的貨車容量有限，通常只有5噸左右，他們以每斤微薄的差價收購糧食，可能將兩三千斤小麥收入囊中后，迅速轉手賣給鄉鎮上稍具規模的糧食收購點或小型糧商，這是第二輪交易。
鄉鎮的小型糧商收到來自多個初級糧販的小麥后，會對糧食進行初步處理，如篩選雜質、簡單烘干降低水分，提升糧食品質以符合更高一級收購標準。隨后，他們會將處理后的糧食賣給區域性的大型糧食貿易商，或者直接送往當地的中小型加工廠，這構成了第三輪交易。
區域性的大型糧食貿易商擁有更大的倉儲空間和更完善的加工設備，他們會對收購的小麥進行精細化處理，包括嚴格控制水分、精準篩選，甚至按照不同品質進行分級。之后，這些貿易商再將糧食出售給大型糧庫、面粉加工廠或飼料廠等終端，完成第四輪交易。
每個環節都有各自的利潤空間，大家各掙各的錢，形成了一條相對固定的流通鏈條。不同層級的中間商在糧食流通鏈條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。
作家任林舉在《糧道》一書中這樣寫道：如今的糧販子變得“文明”“文雅”了，不再像過去那樣敲一只銅鑼，扯開嗓子滿街喊，收糧啦，收糧啦。他們換了方式，在汽車的橫欄上支一條幅，上書“收玉米每斤1.02元”，然后再當街停下來，守株待兔。表面的平靜后面，隱藏著巨大的胃口。
現在，很少再能見到如此收糧場景。興隆鎮糧食中間商石曉東從事糧食收購已經二十多年了，早些年，為了開拓糧食收購的渠道，他開著三輪摩托車走家串戶收糧食。石曉東說，小中間商的運營模式較為靈活，靠高頻次的短途交易積累收益，雖單次利潤微薄，但憑借收購、轉手的快速周轉，也能在糧食流通鏈條中占據一席之地。
石曉東和劉斌建立購銷關系是在兩年前。那時，石曉東早已成立了糧食經銷公司，他的主要客群也變成了種糧大戶和流動收購者，下游對接的是全國各地的貿易商。
趙軍益從事的是跨區域糧食貿易，他的糧食收購生意規模在七方鎮20多家糧食購銷商里排在前位。剛開始做糧食收購時，趙軍益主要收購附近農戶的糧食。要是本地收得差不多了就拓展到棗陽周邊其他鄉鎮，糧販子和小型收購商也會把糧食集中送到趙軍益的倉庫。
堆在趙軍益糧食倉儲庫的小麥。
“下鄉收購糧食的小販不容易，他們掙的都是辛苦錢，有時每斤僅賺取一分或幾厘錢的差價。”趙軍益接觸了很多中間商，“以前他們收糧時，農戶全家上陣幫忙拆袋、裝車。現在的糧販子更像是農戶的搬運工。”
糧販子“巨大的胃口”靠的是一分一厘的精打細算。行情不好的時候，每一環的利潤空間都很小。石曉東揭示了糧食中間商的生存邏輯，他說行業內有這樣的共識，即買賣一噸糧食，能掙上10塊，這個活就可以干。
他接著說，做糧食生意很簡單，中間商作為非生產或加工終端，盈利邏輯在于低買高賣，比如某地下游收購價為1.2元一斤，中間便以1.17元從農戶那里收糧，再承擔運輸、初篩損耗等成本，這些中間費用基本根據糧食品質固定。最終當運到下游卸車時，若能保證到手1.19元一斤，這筆生意就有的賺，本質是通過兩端價格差覆蓋成本并獲利。
“其盈利核心在于以量取勝。若年經營量達上千萬噸，靠累計規模也能形成可觀的收益。”
找銷路
小麥通常在5月份迎來集中上市期，大規模售糧的時間約持續20天。王城鎮糧食中間商彭俊杰在5月16日啟動了新一季的收糧工作。作為當地為數不多的糧食收購商之一，他每年經手小麥300萬—400萬斤。每收一車糧食，彭俊杰都要先掏出便攜式測水儀，仔細檢測水分。這是他最看重的收購標準，一旦水分超標，后續的烘干成本會直接壓縮利潤。
在彭俊杰看來，糧食貿易的門道全藏在價格和時機里。飼料廠、糧庫給出的收購價各有高低，他每天都要反復比對市場行情，哪邊出價高、運費劃算，就把糧食往哪邊送。但今年的市場卻讓他摸不著頭腦，倉庫里囤的糧食遲遲賣不動。
和他一樣困惑的還有劉斌，大家都猜不透糧庫啥時開，收多少。有人說現在大家飯量變小，也有人覺得是養殖業不景氣，需求端的疲軟讓整個糧食市場陷入僵局，彭俊杰只能無奈地守著庫存，等待行情轉機。
“今年的糧食生意不好做。”石曉東說現在信息太發達了，社交平臺讓全國各地的信息傳播得飛快，糧食跨地區流通盈利變得很困難。
去年，石曉東讓公司員工到山東去尋找銷路，秉持著哪有差價就往哪兒裝的原則，他們跑了好幾家面粉廠、酒廠、飼料廠，都不如意。“關鍵問題是全國糧價幾乎統一。以前湖南的糧價會高一些，還能把糧食運過去賣，現在全國各地價格都差不多。就像這幾天，山東那邊小麥價格都是1.16到1.17元，各個地區之間幾乎沒有價格差了。”
石曉東在公司前立下的收麥廣告。
趙軍益也發現，這兩年小麥流通方向較往年有明顯變化：往年各地糧價差異較大，如河南小麥每斤可能比本地高2分錢，山東、河北有時甚至高出1毛錢，憑借這樣的價格差，糧食多銷往價高的外省以賺取差價。最近幾年各省間糧食價差極小，跨省運輸利潤空間被大幅壓縮，因此今年他更傾向于在本省就近銷售消化。
和父親那輩守著攤位等客、思想固化的經營模式不同，趙軍益認為，如今糧食生意想要成功，關鍵在于搶占市場先機。六年前，趙軍益購置了一輛一次能拉十來噸玉米的小貨車，專門往武漢周邊養殖場送貨，客戶主要是養殖幾千到上萬只雞或豬的散戶。之所以要跑這么遠送貨，是因為那時沒有固定銷路，只能主動拓展，趙軍益想著把玉米直接送到養殖戶手里，說不定能打開市場。
他在擴展小麥和玉米銷售渠道上頗有新意——依靠短視頻平臺。名為“湖北省棗陽市趙軍益色選玉米”的賬號上標注著“湖北省棗陽市七方鎮趙軍益糧食購銷，主要經營：玉米，小麥，水稻，油菜籽，芝麻等農副產品購銷！”的簽名。
短視頻的運營主要由趙軍益的妻子負責。起初，她只是把趙軍益收購和銷售糧食的日常作為內容分享到平臺上，并未將其作為打開銷路的渠道，直到通過平臺私信接到客戶訂單后才開始重視系統運營、高頻更新。
到后來，他們發現短視頻平臺宣傳效果很好，只需在家發布視頻，系統便會將收糧、買糧內容推送給同行及種植戶，實現高效獲客。“第一次合作時，連面都沒見過，但只要貨的品質和價格靠譜，就能靠誠信把生意做起來。”趙軍益主動出擊，憑借誠信逐步積累客戶，即便與客戶素未謀面，也能通過長期合作建立起穩固的業務關系，從而在競爭激烈的糧食市場中脫穎而出。
摸索經驗，趙軍益發現玉米生意的優勢不在于利潤更高，而在于客戶穩定。不同于小麥收購門檻低、靠自然流量吸引農戶送糧，玉米經營依賴長期信譽積累。趙軍益對接的主要是大型玉米批發商，這些經銷商在火車站做批發生意，收購后再銷往養殖戶。
如今，趙軍益的經營模式已發生變化，規模實現跨越式增長，去年玉米和小麥的年交易量高達1億斤。
作者：農民日報·中國農網記者 劉自艱 文/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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