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-04-21 08:46:39
對于很多租地人來說，土地是租來的，但家卻不是。
三月初的一天，余日長站在一片平整的荒地前，用手機拍下視頻，畫面一邊是已經被推倒的木瓜樹，另一邊，伴隨著挖掘機的長臂在地塊上不斷翻整，泥土翻起深紅色的“波浪”，仿佛平靜的大海上波光粼粼。
“挖機一響，黃金萬兩！”當天，余日長給視頻寫了一句振奮人心的配文，發到自己的朋友圈里。從這片120畝的地塊再走約20分鐘車程，就是海南省陵水縣最繁華的海濱景區之一，香水灣。“寸土寸金的地方，找這么一塊地不容易。”前兩天合同剛落定，他馬上開工，把前一戶留下的作物徹底拔除，作為自己擴大規模的種植基地，種紅心木瓜。
余日長走在租種的木瓜基地里。陳藝嬌
在余日長這樣來島上租地的“外地人”眼中，海南這個地方“只要肯干，就會過上想要的生活”。在他的老家江西省，早在2007年的新聞資料里，有一篇《勇闖天涯的辣妹子》，就記錄了當地一名叫黃火秀的農村姑娘放棄在深圳打工，轉而來海南種植辣椒，成為“百萬富姐”的真實案例。她從白手起家的開荒種地做起，用4年時間做到規模200畝，年收入達到400萬元。
十幾年過去，數不清的黃火秀選擇“漂”到這里，海口、三亞、樂東、陵水，北緯18°上下，環島的黃金位置勾畫出熱帶高效農業“競技場”，吸引著大批外來者到此投身農業。據海南省政府發布的一份統計數據，截至2024年9月底，外省輸入海南的農民工有71萬余人。“尤其是熱帶特色高效農業、建筑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行業，用工量日趨增加。”
來海南近十年，余日長的身上依然能看到很多“創業者”的特質：純靠自己摸索著干的“野蠻生長”；一邊憑經驗練就對市場的敏感度、把控力，另一邊又不免低估風險、誤判市場、被中介坑，在一番番生活的磋磨里“交學費”。但被問起當初的選擇，他說“沒想過后悔”，因為就像所有選擇來到這里種地為生的“外地人”一樣，這片土地給予他們的不僅是一個新的機會，還有人生的另一種可能——在農業這個變數很多的行業里，用確定的勤勞獲得應得的財富，把生活緊緊握在手掌中。
“熱土”
第一次來海南的時候，余日長的老家贛州還沒開通到三亞的直飛航線，他從上海出發，三個多小時后，降落在這個滿目蔥郁的土地上。
初到異地，余日長最大的感覺就是“熱”。這里常年酷熱，到處生機盎然，給他一種與故土完全不同的感覺。
在這之前，37歲的余日長對土地沒概念，也從沒做過和農業有關的事，只知道自己在老家開飯館的時候，村里有些人就已經開始在海南種水果。聽說很多都賺到不少錢，他忍不住過來看看。“沒來的時候想象不到，滿園子的樹上全是木瓜、香蕉。”回想那個激動人心的場景，他開玩笑說，那時候在自己眼里，“樹上掛的哪是水果，全是錢。”
多年后，他在陵水縣已經有了4個水果基地共800余畝，種植木瓜、香蕉和百香果，對于這片土地饋贈的價值，他已經有了切身體會。
初春的早晨，走進余日長位于三才村的木瓜種植基地，視野可見的有限范圍里，密集地種植著一排排木瓜樹，碗口粗的主干頂端，十幾個滾圓碩大的青木瓜結在上面，加上肆意伸展的茂盛枝葉，倒反襯出樹干的纖瘦。基地并沒有明顯的入口標識，沿著蜿蜒的土路走200米左右，一個磚石搭建的簡易棚子下，七八名工人把剛摘下的果子分類裝箱。在這個100多畝規模的基地里，每天白天都會有兩輛大貨車把9000多斤木瓜銷往各地；到了晚上不摘果的時候，還有一兩個電商團隊在這里直播。
余日長走在租種的木瓜基地里。陳藝嬌 攝
“這個基地主要供應電商客戶，我們就選的大青、中白兩個品種，紅心鮮艷，在鏡頭里也好看。”走在木瓜地，余日長的話變得多了起來，由于木瓜沒有特定的收獲期，從種下開始結果算起，三個月一個生長期，一茬摘完以后，下一茬就快熟了。果樹像是一臺不停歇的機器，“只要沒有斷層，就可以一直長，一直摘。”
然而，即便如此，余日長每天仍然感到一種壓力。租地合同兩三年就要簽一次，每次重簽，價格都要再談，“一直在漲，每年都漲。”他說，“可以租的土地一定是越來越少，越來越貴。”
在樂東縣的佛羅鎮，金錢樹種植大戶余小寶也在面對同樣的問題。“主要是地理環境太好，把價格不停往上翻。”2008年，他以每畝地300元的價格租到永德村22畝土地，租期10年；2018年續租，價格就漲到了1500元，還有三年就要再簽，“聽說現在已經漲到3000元每畝了。”即便如此，附近的土地仍然非常搶手，“你看周圍，不是種檳榔，就是芒果，根本沒有閑下來的。”
余小寶來自湖北黃岡，1996年，十幾歲的他跟著親戚來到海口打工，慢慢接觸到鮮切花產業，逐漸過渡到盆栽的金錢樹上。2007年年底，一次偶然的機會，從樂東縣來的幾個福建老板找他買苗，看過他的基地之后說：“你這個種得還可以，但是沒我們那邊的好。”樂東縣西南臨海，位于海口東南方位230多公里。
好奇心驅使下，余小寶跟著他們來到了樂東縣的佛羅鎮考察，“真是一下就心動了。不管是葉片外形、植株質量，還是管理方式，這邊都比海口好太多。”回去以后，余小寶毫不猶豫地賣掉原來的花廠，夫妻倆舉家搬遷到了佛羅鎮。從做這個決定到搬到新家，他花了不到20天。
“這里就是最適合種植金錢樹的，北緯18°。”走在余小寶的種植基地里，一簇簇枝葉飽滿的綠色“錢串”接連成片，像一個個昂首挺胸的孩子等待檢閱，“到了冬天，別的地方還在用薄膜保溫，這里就可以完全在自然條件下生長，長得就更茂盛，枝條更多，葉色也好，株型也漂亮。”他解釋道，“這個位置再偏一點，不是氣溫低了，就是雨水多了，只有這個地方就是剛好的。”
余小寶走在金錢樹種植基地里。陳藝嬌 攝
“過關”
寸土寸金的位置，找地幾乎是每個外來者必經的第一道關。
記得剛來海南的時候，因為資金不足，余日長先在老鄉比較多的樂東縣賣農資，第二年又到了陵水縣的英州鎮開水果店。有次碰到附近一個村干部，聽說他也想種水果，就問他，“村里有地，要不要租？”去了才知道，由于土地比較零散，一塊100畝左右的地塊涉及三四十戶村民，由村委會組織整合成一整塊出租。余日長和幾個朋友合伙入股，自己投了20萬元，租種80畝木瓜、100畝香蕉。
“沒有村委會，這個事兒肯定干不成。”后來，他又找過一些土地中介，“一般都是本地人，一年四季就靠這個吃飯的”。他說，這類中介確實幫忙不少，但沒什么保障。有次，一名中介帶他看好了一塊地，交了兩萬多元中介費，后續卻遲遲“拿不下來”，“人家村里有一戶不同意。”拉扯了一段時間，地沒有找到，中介費也打了水漂。從那以后，余日長不管通過什么渠道找地，都要親自去趟村委會，親眼看到村委會的“紅章”蓋到合同上。
和余日長合伙租地的老鄉里，郭小萍是合作時間最長的。在她眼里，這個大她幾歲的老哥雖然經常寡言少語，但卻是個可靠的生意伙伴。在這里，同鄉互幫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風險，還能在議價或解決糾紛的時候，抱團取暖，增加一點主動權。“外地人在這里要有一席之地很難，做農業為生更難。”
“有時候因為雨季有臺風，有時出島交通堵住了，都會受影響。做農業的就是這樣，靠老天賞飯吃。”余日長說，一般過年前后是全海南農產品運輸的高峰期，“不管是蔬菜還是水果，到了海口要是過不了，待個十天一禮拜，再新鮮的東西也賣不了了。”
印象里，最近一次比較大的損失是在前年，“暴雨下了一天一夜，木瓜的小苗大片泡水死掉。”當時投入120萬元的木瓜地，收入只有100萬元。“香蕉也最怕臺風，如果是掛果期遇到，那基本上種多少就虧多少。”最嚴重的一年，他租種的380畝香蕉地“全軍覆沒”，前期投入的300多萬元血本無歸。
“一夜回到解放前。”再談起那段經歷，余日長平靜的語氣已經聽不出波瀾，但郭小萍記憶猶新，“有一部分銀行的貸款賠進去了，下一茬水果還沒上市，有那么半年的時間，他過得挺艱難的。”她沉默了一會兒說，“但好在也都過來了。”
如果說投資熱帶農業的創業像是一場“豪賭”，那么余小寶那次與極端天氣的遭遇，就是他在這張“牌桌”上，交的最昂貴的一筆學費。
2013年，余小寶在樂東縣的金錢樹基地正做得風生水起，最初在佛羅鎮租種的22畝產值已經超過10萬元/畝，為了擴大規模，他不僅在原地塊附近增加了20多畝的面積，又在附近的黃流鎮租下一塊50畝的土地。地塊分散帶來管理上的問題，“管得就沒那么精細”，事后復盤，他認為這也是導致損失的原因之一。
余小寶對金錢樹進行日常管理。陳藝嬌
當年11月，臺風海燕強勢來襲，“那天10號，上午十點左右，我還記得第二天是光棍節。”他回憶道，“柱子被打斷了，盆栽整個趴下去，一整片看過去沒有一盆是站著的。”因為高壓線被打斷，村里有20天左右斷電，地里的樹苗泡在水里，沒多久就爛掉了。“100畝地打掉了70畝，基本上收獲全無。”
余小寶的愛人黃秋蘋記得，那段時間家里的每項支出幾乎都縮減了，“花錢都小心翼翼的”，原先買的一輛車放在門口，但誰都不敢開，沒過幾天也賣掉了。轉讓了兩個鎮擴建的基地之后，余小寶只留下了最初的22畝地悉心管理，保持小規模夫妻檔“穩扎穩打”的經營一直到現在。“也算經歷了大風大浪了。”他微微一笑，“那個時候還是盲目自信了，人有點飄。”
生計與生活
余小寶和黃秋蘋的家，就在金錢樹基地里，一排三居的小平房。旁邊兩間屋子放置農具，中間一個大屋子被前后分成三個小隔間，被用作廚房、臥室和廁所。小屋子“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”，雖然空間不大，但被收拾得利落整齊。
對于現在的他們來說，種樹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種樹。除了出貨旺季的時候會雇一兩個人，其他大部分時間都是夫妻倆一起管護，澆地，放肥，切枝條，“自己能干的活都是我們自己上。”余小寶說，“每天做這些事，看到這些樹就覺得踏實。”
距離佛羅鎮140多公里之外，陵水縣的陳淑嵐也正在體會生計的壓力。但與余小寶不同的是，她的生活并非輾轉在土地中，而是在供應鏈的倉庫里。
海南島熱帶農產品出島銷售的巨大體量里，供應鏈是重要的一環。在英州鎮的主街英州大道旁，一處不起眼的岔路入口往里走，能看到幾垛一人來高的貨箱，上面印著“樹上熟”“貴妃芒”“紅心木瓜”的字樣，彩色水果箱子把本就不寬闊的小路擠得更窄。再往里走，一座兩三層樓高的巨大鐵皮房闖入視野，二十多名工人穿梭在各式貨箱垛中間，讓千余平方米的倉庫顯得擁擠非常。
陳淑嵐在倉庫介紹產品。陳藝嬌 攝
上午九、十點鐘正是忙碌的時候，隔一會兒便有一輛九米多長的大型貨車駛來，停下來裝得滿滿當當。在旁邊掛著“星真田農業”牌子的揀貨棚下，負責人陳淑嵐匆忙走來，手上攥著的手機平均5分鐘響一次，不到20分鐘的時間里，嗓子已經沙啞的她就接了3個電話。今年公司進入快速成長期，她的壓力隨之陡增，忙碌、焦灼的情緒時刻寫在臉上。
“星真田”的名字來自女兒“星星”的名字。10年前，陳淑嵐在老家福建福州結婚，婚后就和丈夫一起來到了海南，丈夫租地種了芒果，她繼續做幼教行業，在一家幼兒園里做管理工作。有了“星星”以后，她辭職專心照顧家庭，也和丈夫一起看管芒果地。
“有一年海南芒果價格特別低，賣果子的錢不夠雇人采摘的，就出現了滯銷。”她一邊回憶一邊講，“我就想著，地頭賣不出去，能不能全國發貨，就想到去市場上碰碰運氣。”
一開始沒有客戶資源，陳淑嵐開著一輛兩輪的電動車來到鎮上，當時清水灣附近常有農民工聚集，她就把芒果捂熟了，拿到工地附近的市場上賣。她一邊熱情招待，一邊留心加了很多微信，就這樣積累了第一批客戶，“那時候一說是‘星星媽媽’的芒果，大家都知道。客戶信任我，把朋友也介紹過來，慢慢兩三年的時間就做起來了。”
“剛開始的階段真是難。”回憶起擺攤的那段時間，陳淑嵐一下子感慨起來，“你能想象一個一直坐辦公室的人，趕集的時候推著車和攤販搶位置，被市場管理人員趕來趕去。”她說，有一次自己正在低頭稱重，突然聽到有人叫她，“一個以前幼兒園的家長認出我來了，說陳老師你怎么在這呢？”
經歷了創業初期的艱難階段，陳淑嵐手上有了一定的客戶資源，“剛開始只是想把自家的果子銷出去，后面是真的想在供應鏈上做點自己的事業出來。”2021年前后，她接觸到了短視頻平臺的直播帶貨，第一年就做到了該平臺“同品類價格最高”，銷量也比較靠前。2024年，她開始正式注冊公司，租倉庫運營。到了今年，公司又增加了兩個倉庫，工人從20多人一下增加到快100人。
前期的順風順水給了她信心和底氣，但體量增大以后，隨之而來的是巨大的壓力，“神經真是緊繃的，晚上好久睡不著覺，睡的時候不管多晚睡，早上7:00或者6:00準時醒。”她說，整個人的狀態就像掛在了一臺超負荷運轉的機器上，不知道什么時候會停下來，也不愿意停下來。
異地的家
對于很多租地人來說，土地是租來的，但家卻不是。
在陳淑嵐心里，眼下最讓她擔心的事并不是賣貨，而是兩個孩子的教育問題。“以前我做幼教，天天給家長開會，強調家庭教育的重要性，現在到自己這里卻經常做不到。”連軸轉的工作節奏下，她留給孩子的時間越來越少，不由得生出一股由衷的愧疚。
面對孩子，陳淑嵐心里是有疙瘩的。懷老二的時候，倉庫的事她一點沒放手，甚至搬貨卸貨，騎電動車都照常做。“那時候是真的有熱情，又愛這份事業，又有自己的執著。”但小兒子出生以后一直聽力不好，一直到9個月都沒有正常。那段時間，全家的氣氛凝重起來，陳淑嵐表面上沒說什么，但她想到了最壞的結果，開始打算買人工耳蝸。幸好后面的檢查里，孩子逐漸恢復到正常水平，她才慢慢釋懷。
相比于陳淑嵐，生活對余小寶的饋贈似乎更多一些。一家人的戶口都已落在海南，大女兒在海口上大學，兒子上了同城的高中，這片土地不僅給了他生存的資本，也給了他一個溫暖的家。
妻子黃秋蘋是海南本地人，兩人相識于海口。“那時候年紀太小了，啥都不懂，讓我騙過來了。”余小寶開著玩笑，笑容爬滿了眼角。剛認識時，余小寶在一家建筑企業打工，黃秋蘋和姐姐在附近開了一家小賣部，買東西的次數多了就熟識起來。問起“為什么看上他了”，黃秋蘋只說，“就是覺得他不抽煙也不喝酒。”
在黃秋蘋的印象里，最開始的時候，這些“外地人”被叫作“大陸佬”，從海口剛搬到佛羅鎮的時候，也聽到過周圍人說“大陸佬”的壞話。但十幾年過去，隨著互相了解得越來越深，這些說法和叫法也都逐漸煙消云散了。“剛來的時候，這些村子都還沒有路燈，很多地方都荒廢著，也都是很多外地人來了才改變的。”黃秋蘋說。
雖然來的時間不算長，但從外表來看，余日長和土生土長的海南人并沒有什么區別。每天到四個基地轉一圈，在微信工作群安排摘果、發貨，管理工人。“看他們有沒有按照標準施肥，用量是多少；采購一次農資大概能用多少，都要心里有數。”大到貨品數量核對、各種原因的訂單退回，小到今天工人餐吃什么，有沒有魚和肉，每件事都要在心里“過一遍”。
除了工作以外，余日長在村里慢慢交到了一些朋友，幾個人有空就跑來基地里，有時探討經驗，聊聊怎么種得更好，更多的時候就是一起打打牌。“前兩天有一家家里的羊生崽了，還讓我過去喝酒呢。”他笑著說。由于每年春節前后是訂購旺季，余日長也有兩三年沒有回老家，“就在這里和他們一起過年。”
“這些人都愿意跟著我，在我這干活待遇是最好的。”談話間，余日長接到兩個陌生號碼打來的電話，詢問基地還用不用人了，表示自己馬上可以過來干。“一般一來就是一家子，兩個大人帶一個小孩。有從外地來的，也有海南本地的。”他簡單問了兩句，讓對方過來“見個面看看”。
日頭轉南，到了午飯時間，基地里原本悶頭干活的工人們活躍起來，幾個人聚在一起吃飯聊天，棚子里能聽到混雜著各種語調的陌生方言，遠處飛機經過不時拉響一陣轟鳴，大家端著飯碗站起來仰頭看一會兒，又回到屋里繼續說笑起來。余日長交代好幾件事，就往下一個基地趕去。
比起看木瓜地里的飛機，不種地的時候，余日長更喜歡一個人去海邊，“剛來的那時候特別喜歡看海，聽聽海浪的聲音，心里什么煩心事都沒有了。”隔了一會兒，他又低聲補了一句，“現在聽多了好像也就那樣，不新鮮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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