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-04-25 10:13:00
我是一個不善飲酒的人，一喝酒就臉紅，一杯也是這樣，幾杯也是這樣。在我從小的教育中，喝酒都不是“正經人”干的事。特別是兒時的一些記憶，讓我無法忘卻，揮之不去。父親喜歡和朋友喝點小酒，每次母親見父親長時間不回來就讓我去找，她的方法很簡單粗暴，就是讓我滿家屬區一幢一幢地喊，總有一個地方能找到，這讓我很反感，也很無奈。還有一次，父親喝多了，我和母親找了很久也沒找到，第二天一早在一根電線桿下找到了，原來父親喝多了，在電線桿下睡了一晚上。因此，幼小的我對喝酒沒有什么好感。
這樣的情況延續了很久，從我上大學、工作，一直到了工作的第十個年頭，我都是在和酒的抗拒和排斥中渡過的。直到2013年11月底的一天。一個離開單位很久的同事召集飯局，由于確實很熟，不好推卻，就硬著頭皮前往。在一陣推杯換盞后，大概知道了這個飯局的組成人員。原來參加這個飯局的都是醫院的醫生，有消化科的主任，有內分泌科的醫生，有骨科的大夫，后來還來了一個ICU的專家，大家稱他劉主任。在同事的介紹下，我也和他們一一碰杯。一開始大家還比較拘謹，幾杯酒下肚，在酒精的作用下，大家開始稱兄道弟，開始相互勸酒。
喝酒喝到一定程度，大家開始互留電話，有用沒用都留個電話，不然太不給面子。一邊留電話，一邊喝酒，一邊說著不著邊際的仗義話。這樣的場景我見太多了，喝酒的時候大義凌然，真正找的時候卻不是這樣的。因此，我也沒有太在意，就留了幾個醫生的電話，后來也忘了這回事。
大概一個多月后，父親突然給我來電話，電話中又焦急又無奈，原來，母親由于糖尿病引發腎衰竭，已經住院幾天了。父親怕影響我工作，一直沒有告訴我。在下來的一個月里，我用完了探親假、年休假陪護，但母親的病依舊沒有好轉，從低等級的病房轉到了ICU。醫生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，“母親的病沒有希望了，把人拉回去吧。”
在慌亂和驚恐中，我走投無路，不知所措。就在我和父親就要深陷絕望之時，我突然想起兩個多月前的那場酒局，想起了那個無意間留下的電話。由于只見過一次面，喝過一次酒，我忐忑不安地打通了ICU劉主任的電話。在電話中，我把母親的情況和他說了說，劉主任馬上給出了準確地判斷，也提供了一些醫療方案。聽到這里，我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起來。最后，我提出了一個不情之請，讓劉主任協調醫院派救護車把我母親送回廣東中山。
這下劉主任犯難了，先不要說費用，要知道醫院的救護車是不能跨省的，可是我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了。幾天后，就在我即將徹底絕望時，劉主任來電話，“院長已經同意了，我們安排車輛和護士去轉運病人。”謝天謝地，誰說酒桌上沒有真兄弟！也許是母親命大，也許是酒的作用，曾經的一場杯酒，一個電話，讓母親跨過了生死關，從死神線上救了回來。
這個事件，徹底改變了我對酒和愛喝酒的人的看法，我開始試著去喝酒，去和真性情的兄弟喝酒；我開始參加甚至組建各種酒局，并通過這種酒局去認識、去維系新的朋友和舊的兄弟；我開始真正接受中國的酒文化，真正感受中國的酒文化。因為喝酒，我和周圍的人關系變得更加融洽，工作開展地也更加順利。現在喝酒，不是應付，不是負擔，很大程度是一種認同，一種感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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